新浪体育讯　　韩国现代围棋史-大众围棋观的转变和提高

1945年解放后，韩国围棋人口不过两三千人。为什么如此少呢？围棋本来是有闲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专享之物，韩国围棋人口从这个底子出发，70年代达到100万，80年代末已估算为500万，增长速度实在让人惊异。围棋人口的爆炸性增长，有其客观上的要因，而主观上也不是一蹴而就，即仅靠一时的努力不可能促了现在的这个成就。

游戏的“无用之用”，即内在于围棋本质的，技和艺相调和，对人格修养有助益的“有用性”如果不符合20世纪现代社会，围棋不可能得到扩散和增长。

但是，归根结底，还需要一代一代人为此作出努力。赵南哲先生及他的同仁棋士们，是如何把大众对围棋的偏见扳回来的呢？即不再把围棋视作不入流的“杂技”类，而是看做“有用”的游戏？

1967年《棋界》杂志10月刊，赵南哲先生撰写了标题为《未来新的夙愿》的刊首语。赵南哲先生文中说：“8.15解放至今的二十余年时间里，围棋人口爆炸性增长三百倍，达到今天的百万数，形成为一个大集团。（中略）关于进一步普及的问题，我们暂且交给自然的发展（中略）。。。首先我们务必要培养出名副其实的围棋‘名人’。其次，普通棋迷的围棋观，或如对围棋的再认识，总之有必要树立精神层面的新气象。”

即赵南哲先生把改变大众围棋观的重要性，等同于培养“名人”。赵南哲先生深刻地，如果不改变大众对围棋的认识，围棋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当时传播围棋最大的障碍在于，无法准确向大众说明“围棋是什么”。但是如果没有给出答案的正确的主体和渠道，任何努力都是做无用功。

赵南哲先生首先明确了能给出答案的主体，即职业棋士。1964年，韩国围棋正式划分职业和业余，开启了职业棋士制度。即由职业棋士来规范围棋观、围棋态度，揭示的围棋本质属性。而渠道，选择了报纸。即把棋谱和围棋故事刊登在报纸上。

韩国的报纸，50年代起偶尔刊登围棋，而60年代大部分报纸都开辟了，哪怕是豆腐块大小的围棋栏。围棋作为“技和艺”，从“雅舍”走出刊登在报纸时，方被大众接受为“积极”的。报纸成为了无可比拟的，改变大众围棋认识的最有效的工具。报纸，本身就是被大众认可的，积极的载体。即大众认可报纸为共同体的信息源，具有权威和正当的属性。而围棋登载在报纸，就具有了公共性的价值，进而被认可为是“积极的”。

1967年《棋界》8月刊，登载了“韩国棋坛，前途光明”的座谈会内容。与会者都相当具体地谈到了报纸所具有的力量。

权熙哲（汉文学家，韩名人战观战记者）：“大田的《中都日报》也在刊登‘妙手解题’，而寄稿答题的人还喜欢参与别的栏目的话题，使得‘围棋专栏’越来越重要了。”

赵南史（韩著名剧作家）：“的确如此，围棋栏给予读者参与报纸内容制作的认识。不是被动读邮递员投来的报纸，而是希望良好互动，交换意见，所以围棋在报纸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了。现在，一天不刊登围棋，总觉得报纸缺了点什么。”

崔相斗（财界人士）：“韩国棋手参加日本东京的国际业余比赛获奖归来后，金成洙先生就在宅邸开欢迎会设宴款待，这也说明对围棋的认识正在改变。”


总之，报纸提供了读者和围棋交感的平台。这种“神交”甚至产生了比具体面对棋盘更好的效果。报纸作为公共权威向大众推荐围棋，而读者答以和报纸互动。同时，报纸刊登围棋又提高了职业棋士的身份属性。社会的认识，就是公众、大众对少数群体的积极或否定的认识。“以围棋为业的人”，社会对少数“职业棋士”的认识，其改变的程度恰如受报纸影响的程度。

在报纸影响力的基础上，围棋专业杂志的创刊，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1965年创刊的《棋苑》，后更名为《棋界》，现叫做《围棋》的杂志，向大众传播“专业的围棋世界的存在”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

文字传达“天意”，祖先的教导，而上古的口传最终锲刻于岩石，文字的权威性相当于天。报纸和月刊《围棋》，刻画了围棋世界的正统性。而职业棋士们以身作则，向大众示范围棋。60年代末，韩国棋坛的新闻棋战达到了七个，《围棋》杂志的发行量，也增加了两倍。

大众的认识，实际就是“偏见的动员体系”（the mobilization of bias）。大众的意见，始终在变化，只要认识加深了，就会发生变化。70年代中期，赵治勋在日本的活跃当然是通过报纸和杂志被大众家喻户晓。围棋的社会价值，随大众认识的转变而提高，又迅速传播开来。